离六月二十四号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两天了，孩子还是没有出来的意思。 不出来就不出来，急也没用。 可是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问：“生了吗？什么时候生？”  仿佛我们还没有结婚时，所有人的人都在问我父母，你儿子什么时候结婚？ 明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问候，问的人也许回头就忘了这码事，但是被问的次数多了，自己仿佛真的变得焦虑起来----真的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自己，肩膀上突然多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———— 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世界上的许多事可能就是这样促成的，包括这篇日记。（博客）

六月二十七日凌晨三点左右， 我在睡梦中被妻子推醒：“老公，我好像破水了。” 我振作起来和妻子确认了一下，叫醒岳母，决定马上去医院。我的脑海里总觉得一切应该从有规律的阵痛开始，像电视和科教片里那样，可妻子却并不感觉到疼，可见尽信录像不如无录像。住院的东西早就收拾好了，因为是预产期附近，这几个晚上可说是枕戈待旦。 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显得有点手忙脚乱，妻子坐在沙发上嘱咐我们不要忘了这个缺了那个。  

我去楼下截车。小区的电梯二十四小时开着，这个时间不会有人跟我们抢电梯。我独自从20层下到北京的地面上，小区路灯虽然亮着，保安已经在打瞌睡，天一如既往的看不见星星。我觉得自己进了一座空城。 我要去哪儿？ 带我的家人去哪儿呢？

小区门口就停着一辆，司机熟睡其中，一脸的蜡色。叫醒他，他居然不知道人民医院在哪! 我知道路，但不能相信他的车技。第二两午夜出租在我挥手后停了三秒钟没理我——自顾自走了——这座奇怪的城市！第三辆是个快淘汰的破富康，司机在我授意下开进了我家楼下，手机联系后，岳母搀着妻子捱进车里。我们担心羊水流的过快会有危险，让她斜靠着。

午夜路顺，破富康也不觉得太慢，一会儿就到了医院。我们听过医院给产前准父母办的课程，对手续还算清楚。住院流程很快办完，值班医生问了情况， 直接让妻子进了产房。留下我们两个人在等候厅里。没进病房，先进产房，这又和我们的预计乖离。 从外面看， 我觉得产房里好像有层层叠叠的门和帘子，把我们分隔开，不论我怎么探头张望，也看不见，听不见了。 对面病房的走廊空空荡荡，除了幽暗的灯光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 我瞧了瞧表，是四点钟。

还好，值班医生一会儿就出来了，拿着一张刚写好的诊断书。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大夫，也是一副刚醒的样子，相貌在妇产大夫里算难得的不错，但这优点只能加重产妇家属的不信任感。（事实上，直到出院我都没有再见这个值夜班的大夫，似乎产科大夫都应该长得像林巧稚。） 不过她说话嘴里带出很重的胃气，这气味把她的长相打了折扣。她说是破水，要在产房做监护观察，产妇具备顺产条件，如果还没有状况，就要打催产素，刺激子宫收缩，以求顺产，让我们签字云云。 这种签字是没有选择的。  之后就事漫长的等待。

天开始放亮，我的困意早被消灭，这个时候更加的清醒。有点后悔没让妻子把手机带进去。现在咫尺天涯也不知道里面情况如何。医院里的人越来越多，许多穿白大褂的走来走去，看不出谁是大夫谁是护士，反正她们对患者都用北京话中最生硬的那部分语调说话。 岳母跟着其中频繁进出产房的几个，总算问出来家属上午十点可以进一个人陪护。 十点，我穿上一套所谓的防尘服和鞋套进了早上还是壁垒森严的待产室，岳母等在外面，原因是“只有爱人能进”。

 待产室里有两张病床，中间有帘子相隔，帘子布看上去半年没有洗过了。 “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多热啊”妻子躺在外面一张床上， 手臂上插着管子，笑着望着刚进来的我，旁边满是各种老旧的监护仪器。她虽然还没有做labor, 可是眼泪已经在我眼里滑了一下。“她们让我穿的。疼吗？”我赶紧问。 “不怎么疼，他们刚给我点上催产素。” 看来小家伙还是不着急出来， 这个预期的顺产也并不那么“顺”。 即使点了催产素，分娩的时间也不好说，也许几个小时，也许等到明天，要“观察”。  观察就观察吧，只要我在旁边，她总会觉得好过些。

临床也是同样情况（先破水，宫缩不好）的一对夫妇，中间有帘子隔着，当可以听到彼此的说话声。

我穿着防尘服，六月底，没有空调和风扇（医院说中央空调坏了），热的汗哗哗的流。如果你一脱，就会有护士过来教训你，说现在是隔离保胎，感染的话出了事儿自己负责。可是我倒便盆的时候，发现产房盥洗室里蟑螂乱爬，臭味熏人，毫无卫生可言。 于是我只把防尘服，穿一半，露一半，透透气。 看有护士来，再快速披上另一半。临床的丈夫也学我，和护士打起了游击。 他出的汗好像比我还多。

一个小时过去，两个小时过去了。好不容易捱到了下午，阵痛越来越严重，催产素起作用了。可是妻子却不怎么出声儿，她只是皱着眉，闭着眼。我在旁边只是千方百计地想让她多吃点，多喝点。可却怎么也吃不下东西。 后来大夫加点了生理盐水和葡萄糖，为分娩补充些能量。

临床的比她晚用的药，已经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、呻吟。我相信妻子绝对不比她疼的轻，她只是忍着。有一次， 她小声对我说不想生了。但很快又不说话了。 又过了一段，护士看她疼不过，在药里加了一点点安定，让她昏昏睡去。我也歪在陪护椅上睡着了。 大约下午五点左右，有大夫过来问是否要无痛分娩，好联系麻醉师。 我轻轻和她商量，她摇头。 我们知道无痛分娩是怎么回事， 所以岳母和我都没有坚持，只是暗暗的心疼和敬佩。

待产室里两张床上的女人偶尔会互相交流，因为这个时候她们的丈夫再怎么着急也无法“感同身受”。她们是“产友”，病友，也像难友。反正英文里都是一个词——inmate.

临床呻吟的越来越厉害，这增加了我们额外的焦虑。 不久，那位产妇高喊“我受不了了， 我要无痛的” 就被抬进产房去了。

下午六点多， 我们认识的一位妇产大夫来检查过，说了声“可以了”，做了些安排，妻子才被推进产房。产房是家属禁入的，丈夫也不例外。 我只好退到外面等候。

之后的一个多个小时，我们的心完全属于悬浮状态，悬浮在重重叠叠的深宫一样的产房的外面。我不敢想像里面发生了什么。每次一里面传出医生的脚步声，神经就跟着紧张。 期待又害怕，更多的是担心。 一同在外等待的人成了镇静剂，素不相识但却同样如临大敌一般的人们很容易攀谈起来，彼此安慰。

八点半，一位护士终于传召了， “XXX 家属！”我们赶紧迎上去。当时的一募颇具戏剧性，仍是那种生硬的护士腔：“XXX，8点11分生了，男婴。 脐带绕脖两周，但是顺产。3170克啊...”我赶紧问大人这么样，“大人没事，侧切，两个小时以后出来...孩子脊柱旁有个的小突起，原因不明...等婴儿会诊的时候再确认...”

人生就是这样， 在最高兴最兴奋的消息到来的时候，总要给你泼洒点小小的阴影，让你高兴的不那么彻底，不那么痛快。我又一次体会了Lord Byron 发出的嗟叹 Why, at the height of desire and human pleasure—worldly, social, amorous, ambitious, or even avaricious—does there mingle a certain sense of doubt and sorrow？ 后来事实证明那个小突起在宝宝出生点后第二天就消失了， 连会诊的儿科主任也没能找出来。 可谓有惊无险，暂时无需doubt也不用sorrow。但当时助产士的如实陈述也着实让我们忐忑不安了一会儿———直到十点多他们推着母亲和孩子从层层叠叠的产房里面出来。看见妻子怀里搂着那个黑红的小生命，真的是“百感交集”。可是，那一刻我没有哭。妻子也没有哭，她还是微笑着，躺着，望着我。只是我们眼里都含着泪。

十八个小时过去了。

孩子，六月二十七日是你的生日，也是母难之日。